另一方面，中国建议疫苗的分配方式是实际上是两种逻辑的结合：一种分配逻辑是，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地分配疫苗资源；另一种落实是，中方希望重要医疗物资的贸易能够更加自由化。很显然，中国公司与土耳其的合作，也是重要医疗物资贸易自由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占豪看来，在中国的主张里，蕴含着两层重要内涵：

一、疫苗的分配不能完全“自由化”

为什么疫苗分配不能完全“自由化”？

原因很简单，全世界76亿人口，现在人人都需要疫苗，而且由于新冠疫苗的有效期最长大概只有两年，那么在新冠被彻底消灭前，全球疫苗的大规模需求是必然的。然而呢，现阶段无论研发或者生产，疫苗都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所谓“自由化”去分配疫苗，其结果就是“价高者得”，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很难获得疫苗，疫苗的价格也会被炒到天上去。如果疫苗价格真被炒到天上去，疫苗研发和生产企业获得了太高的利润，他们将不再愿意多生产疫苗，也不再愿意对疫苗进行迭代进步。至于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但未来很长时间都很难获得疫苗，甚至疫苗的高利润本身会成为附于经济上的“吸血鬼”，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合理的抑制作用。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结果？

由世卫组织根据资源供给情况和各国需求情况，用一些“行政手段”去进行疫苗的分配，如此不但可以通过扩大需求稳定生产与研发，更有利于全球最终取得抗疫胜利，这样对全球经济也是最有利的结果。当然，这样也是对全人类最公平的方式，而不是哪个国家更有钱哪个国家就能获得更多疫苗。

中国在自己抗疫取得成功，并且在疫苗处于全球领先的情况下以这样的姿态对待全世界，这才是用一颗真心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