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机在于权力集中在少数野心勃勃的精英派系和集团手中。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两大政党是由一些较小的、事实上的政党组成的联盟，是州和地方政党组织的联合。政党的多元化基层联盟性质限制了国家层面政治家的自主权，也限制了总统和国会领导人的权力，他们是由政党领导人挑选出来的，必须在共识的基础上治理国家。

由于上世纪70年代错误地实施了党内初选——一种适得其反的民主化改革。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往往是由少数积极参加党内初选投票的各类狂热分子选出来的。全国性政党不再是有效运转的组织，而仅仅是品牌而已。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机会，另一位独立人士伯尼·桑德斯差一点就成功了。重要的机构正在发生变化，资助人、政治家、顾问、媒体工作者和意识形态拥护者之间组成了千变万化的联盟。

在政党随着草根联盟的崛起而分崩离析的同时，美国的政治却国有化了，不再有保守派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或自由派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每个政党的路线都是由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资助人、政治顾问、豢养的记者来决定。

这把国家领导人从他们前任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验老到的两党政治家们都选择行使膨胀的权力，设法让另一党的存在失去合法性，把对方定义为国家的威胁。

身份危机

无论是美国的党派领袖，还是他们的好战追随者，都不再受跨党派团结和共同的美国爱国主义的约束。

两党精英的宣传在民众中都能找到受众，不再有共同的美国叙事。民权革命之后，美国黑人、拉美裔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被从共同的美国历史叙事中抹去，这样的历史叙事不再是后种族隔离社会的国家故事。不幸的是，也没有两党共同信奉的国家故事取代它。

知识分子虚构的虚伪民族主义被富有、受过良好教育、野心勃勃的精英们自私地操纵，这些精英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共同点远多于他们与其追随者的共同点。一旦主流进步人士接受了有害的左翼言论，开始荒谬地诋毁传统美国白人，把他们称为“移居者”，年轻的白人男性右翼激进分子开始戴牛仔帽、穿鹿皮装予以反击。

社会危机

那些扎根于真实社区——大家庭、居民区、职业协会、宗教团体——的人，在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为争夺政府控制权所部署的党派军队中，无法成为好战士。他们有必须要做的工作，要去学校接孩子，还要去跑腿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