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非一切都很好。德国公司确实与美国公司拥有着共同的雄心，他们希望拥有一个与本土企业同等条件的公平竞争环境：这包括不强制要求成立合资公司或技术转让、自由进入资本市场以及有能力在更多领域获得多数股权。中国虽然已经有了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是执行相对不力，强迫公司出于所谓的认证目的披露其技术目前来看是一种让人担忧的做法。

换句话说：德国公司希望中国能严谨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这也是每个世贸组织成员的承诺。

显然，中国在这一领域表现出的改善速度远不及在其他许多领域。这也难怪，因为相应的推迟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组织中给予中国相应的权重时，我们德国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产业注意到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技术独立的愿望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在贸易战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通过销售机械和技术，从中国的质和量的增长中获益匪浅。由于德国在华外商直接投资（FDI）大约是中国在德FDI的25倍，主要以许多制造业子公司和合资企业为代表，德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增值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在华德企，防疫、复工两不误（资料图/中新网）

挑战还是存在的

我在15年前创立的Débrouillage Ltd.是一家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在慕尼黑和上海附近设有办事处，只聘用当地员工。我们帮助来自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工业客户应对通常在对方的经济区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双方有时候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甚至是不信任感：亚洲客户常常与众多西方国家的复杂性作斗争，他们在自己不习惯的法律方面存在担忧；西方客户被巨大的中国市场和增长前景所吸引，但对中国商业伙伴怀有不信任。在中国拥有数千名员工的西方客户要求我们分析中国的情况，却又不让中国员工参与其中，这种情况时常出现。

我们已经处理过一些西方公司被欺骗的案例，例如腐败案件或合资伙伴复制整个网站、产品范围直至目录和订单号，并偷走客户的案例。当然，这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以及西方伙伴看起来不能再提供最有前途的未来。

反之亦然，与贸易战无关，我们的许多西方客户意识到，作为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另一面，中国不再是一个低成本国家。在许多行业，中国本土竞争对手也已经迎头赶上，提供了“足够好的”产品，迫使西方公司关注从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于没有足够的技术优势，也不再有成本优势，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至少当中国公司也开始出口的时候是这样。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相互不信任只会因为持续性的贸易战“脱钩”论调而加剧：双方对彼此的耐心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西方管理者总是不愿意永久地移居中国，因而失去了学习语言和发展深度且可信任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出于对特朗普主义的反感，心里也会掂量一下，但特朗普政府持续不断指责中国，终究进一步加剧了不信任感。在拜登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德国的对华鹰派已经在磨刀霍霍了，他们意识到德国人将更倾向于拜登领导的“遏制中国”。

在公司层面上，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些咨询，要求我们分析某些公司将工作岗位和附加值从亚洲转移到美国的代价。

中国企业越来越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反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竞争加剧，需要打入全球市场，这将带来全新的复杂性。此时此刻，我们有时会参与并购——中国投资者通常会并购西方公司。

我们参与了一系列收购，最终，德国方面的恐惧被证实并没有出现：中国方面没有将所有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也没有在德国关停公司，而是对这些网点和人员进行了投资，有时甚至还拯救了德国公司，虽然确实有例外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