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香港的地方势力与外部势力勾结，从2003年就开始搞大规模针对性的示威游行，他们愣是阻止了《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还记得2003年7月1日，在香港资本、司法、媒体以及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香港爆发了50万人的大游行，这次大游行直接阻止了23条的立法。后来，每一次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就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才导致了23条立法一直无法落地。

对此，国家当然是不满意的，所以一直在努力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郑月娥的修例最终引爆了这一深层的矛盾。说得直白一点，香港的地方势力，试图借助外部势力实现“港独”或达到不受中央节制的状态。如何实现不让中央节制？就是想在议会选举、特首产生机制上形成突破，从而让香港走向“港独”或彻底脱离中央控制。

一方面是国家不断推动立法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中美激烈博弈，香港的地方势力就认为突破的时机到了，于是就借助“反修例”运动实现香港的“半独立”或“独立”。

香港为什么闹得那么凶？就是因为香港的本地势力认为，这是实现“港独”或脱离中央控制的最好时机；美国则认为，香港是个跳板，在香港制造暴乱可以将祸乱引入中国内地，这对美国与中国博弈有利。在这种背景下，内外势力勾结，就出现了香港持续大半年的暴乱。

其实，早在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时占豪就在文章分析中不止一次建议，国家其实应该从全国人大层面立法和释法来解决香港的问题。不过，客观而言，2014年的时候，香港问题还不是我们国家特别突出的矛盾，或者说香港的矛盾对我们国家的影响还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并没有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调整。而且，当时中美实力差距还有点大，中国并不想在香港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所以当时香港依然是以稳为主，这么一稳就一直到2019年矛盾彻底激化。

到了2019年“港独”反修例时，其实国家也已无退路。因为，如果“反修例”运动真的让“港独”得逞，那他们接着必然大力推动所谓的“特首直选”、改组香港立法会选举办法等。真发展到那一步，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当时国家也没退路了，于是下了决心彻底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一些势力不是反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吗？那好吧，我们不用香港自己立法了，直接在全国人大搞港区国安法，同时成立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首担任委员会主席，港府相关重要部门的领导担任成员，中央直接在委员会中派驻国家安全顾问，直接给港府撑腰。

港区国安法赋予了特首绕过香港司法体系的权力，并且设立了绕过香港司法体系的执法机构。有了这样的措施，特区政府就不怕那些“港独”再搞事了，因为香港司法体系、资本和外部势力，再无法给“港独”提供支持和庇护，搞不好自己也得被抓进去。如此，“港独”一下子就失去了支撑。所以说，2020年5月两会，国家通过港区国安法是香港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