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方式是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桌旁的部长和顾问们讨论形成的。但同样重要的是，部长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后座议员中的鹰派人物以及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关键人物进行的非正式讨论，目的是为各机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意见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环境。因此，在他们的提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就预先得到了议会后座议员中安全问题上的鹰派以及总理身边、外交和国防等关键部门的部长级顾问的支持。

（澳）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情报界“令人恐慌”的警告。

背离历届政府传统策略

大多数（澳）部长迅速相信，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反感是有道理的，他们愿意接受咄咄逼人的应对方式。

特恩布尔和莫里森政府从未向澳大利亚公众充分解释我们完全背离霍华德时代和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原因，以及其中的真正风险。

（澳）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最后一项有关对华关系的传统、详细和有记录的战略是在2013年陆克文的最后一任政府中，其中确认了“（与中国）进行接触”以及规避“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主要的政策目标是维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安全条约》的联盟和我们与中国庞大的贸易，并鼓励中国支持国际合作和现有的国际机构。

约翰·霍华德2016年2月宣称：“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这是荒谬的。”当年晚些时候，政府决定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从2017年初开始，部长们开始公开指责中国。一名内部人士证实，情报机构是这一变化的有力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