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略迷失与资源困局：衰落的必然之路

美军的尴尬，并非一日之寒。笔者看来，这是其冷战后长期战略迷失与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冷战的胜利让美军沉醉于“独孤求败”的幻觉，战略重心从大国间的“制海权”争夺，漂移到了“由海向陆”的全球干涉主义。二十年来，深陷中东、非洲的各种“治安战”泥潭，美军逐渐蜕变为一支擅长欺负弱小、却难以进行高强度体系对抗的“救火队”。这种战略转型，掏空了其进行正规海空大战的肌肉记忆和专业沉淀。如今，面对胡塞武装这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低烈度、高复杂性”袭扰，美军都显得左支右绌，正是其能力单一化、退化化的明证。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规模焦虑”下的资源透支。为了维持“全球第一海军”的纸面规模，应对所谓“东大”的追赶压力，美军陷入了一场自我消耗的荒诞竞赛：国会不断下达造舰指令，船厂订单堆积如山，产能紧绷；与此同时，大量老旧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伯克”级驱逐舰早期型号不得不超期服役。这支“新旧同堂”的舰队，就像一个同时背负巨额房贷和旧债维修费的家庭，看似资产庞大，实则现金流濒临枯竭。新舰建造吞噬巨额预算，老舰维护同样是个无底洞，而作为战力核心的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保养、训练资源，反而被挤占。这便是为何“杜鲁门”号上会出现阻拦索缺零件、甲板保养时间被压缩的根本原因——钱和资源，不够分了。

此外，美军骨子里的“唯武器论”和“轻战略”传统，在此次事故中暴露无遗。他们迷信技术代差能碾压一切，却忽视了战争中最核心的要素——人，以及让人与武器高效结合的制度与管理。当胡塞武装用廉价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迫使造价百亿美元的航母战斗群疲于奔命时，这种“重硬件、轻软件”思维的脆弱性，已被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