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沉疴”：老龄化铁幕与债务高山

拨开汇率迷雾，我们审视日本自身的阵地。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是深刻且长期的，首当其冲便是“老龄化”这道沉重的铁幕。日本社会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人口持续萎缩，这不仅直接抑制了生产端的活力，更带来了骇人的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内需消费市场如同步入暮年的巨象，步履蹒跚，难以提供强劲的增长动能。

与老龄化相伴的，是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早已突破250%，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极大地限制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货币当局（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近乎“直升机撒钱”，但通胀目标迟迟难以稳定实现，政策工具箱已显捉襟见肘。因此，日本的“衰退”，是一种在高度发达、高度成熟阶段遭遇结构性天花板后的“停滞型衰退”，其基础设施、技术储备、国民素质与财富积累的底子依然深厚，但增长引擎确实严重老化，需要一场深刻的“产业维新”来更换心脏。

三、 印度的“痼疾”：制造业跛足与民生沼泽

那么，实现“超车”的印度，是否就高枕无忧、前途一片光明？笔者的判断是：恰恰相反，前方的雷区或许更加密集。印度经济的巨大光环之下，掩盖的是其“制造业”这一现代经济脊梁的严重发育不良。

尽管莫迪政府力推“印度制造”，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长期徘徊在15%左右，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其工业化进程面临土地、劳工法改革艰难，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物流）瓶颈突出，产业生态系统不完整等多重挑战。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无法创造足够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自主能力。印度的经济增长，目前仍过度依赖内需服务业和农业，这种结构是脆弱的，难以支撑其庞大年轻人口对未来的期望。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民生。印度的人均GDP仍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巨大的贫富差距、惊人的青年失业率、低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短缺，共同构成了一片广阔的“民生沼泽”。经济增长的成果若无法有效惠及普罗大众，特别是数以亿计的青年，那么所谓的人口红利就可能转化为“人口炸弹”，社会内部的张力将持续累积。此外，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体系效率等问题，仍是制约外资流入和本土企业做大的无形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