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纸面”到“实战”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首先，技术成熟度存疑。ARRW项目的多次失败暴露了美国在热防护材料、高速滑翔体控制等关键技术上的短板。HACM依赖的超燃冲压发动机，至今仍是世界级工程难题，其可靠性与耐久性未经长期验证。

其次，部署瓶颈突出。海军的CPS系统无法兼容现有的MK-41垂发系统，只能依赖区区三艘“朱姆沃尔特”级和部分新造核潜艇，火力密度和平台生存力存在疑问。相比解放军已在多种驱逐舰、轰炸机甚至可能潜艇上规模化部署，美军初期的打击平台极为有限。

再者，作战体系融合挑战。高超音速武器并非孤立的“魔法子弹”，其效能依赖于完整的情报、监视、侦察（ISR）体系与指挥控制网络的支持。美军能否在短期内将这类全新的极速打击链无缝接入现有体系，仍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是，时间差蕴含的战略机遇。解放军自东风-17服役至今，已积累了近十年的实战化训练、战术开发与编制磨合经验。而美军即便在2027年拿到武器，距离形成成熟战斗力仍有长路要走。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即使技术追平，战略态势就能逆转吗？

西太平洋的地理格局决定了，这是一个天然有利于“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发挥作用的战场。解放军的高超音速武器依托本土及前沿基地，构成了多层次、可持续的密集火力网。

而美军的高超音速武器，尤其是射程有限的初期型号，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前沿部署的、易遭打击的平台（如关岛基地、前沿部署的水面舰艇）。在“对方打得到你，你却难打对方核心”的不对称环境下，单纯武器性能的追赶，难以根本扭转攻防成本上的巨大差异。

兰德公司2026年的一份推演报告指出：“在西太平洋的高强度冲突想定中，即使美军拥有与解放军同等数量和质量的高超音速武器，由于基地脆弱性和后勤线漫长，其在持久消耗战中的劣势依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