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

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我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军官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不能用××多个或××左右等回答。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刚到不久，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话筒里只听见军委首长问了我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我回答：“3部。”对方说：“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l号直通中央军委，2号通团部和军区，3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3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军委首长接着又说：“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我当时心慌意乱。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

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①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②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③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然后我记录好电话内容。这时参谋长对我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