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遇到的三件尴尬事,看过就知道大清要衰
可以说,在清代所有要求“直言进谏”的诏书里。嘉庆帝这一封,特别是这几句,都堪称是最坦诚的。效果一开始也极好。以《清史稿》的形容说,当时一度“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场面热热闹闹。但比起唐太宗年间这热闹多年的“热潮”,大清朝这“进谏”风,却是热闹了没几年,又消停了。
为什么消停?参考下嘉庆年间的国事就知道:当时大清的问题,致命一条就是腐败。嘉庆帝虽说重手治腐,却是治掉一批蛀虫,接着又来一批,一直治标不治本,朝臣利益盘根错节,“说错话”后果严重,谁还能大胆说?于是几次凉水浇头后,就连“专业进谏”的科道官员,竟也大多失声。
发展到嘉庆帝发布“求直言”诏书十年后,即嘉庆十四年时。尴尬的事情来了:“广兴贪赃案”事发。面对这过程触目惊心的大案,那些担负监察职责的科道言官们,竟是全程集体失语。“求直言”求了十年,大臣们越来越不敢说话,越是该说话的官员,越是不肯说。尴尬的嘉庆帝,除了惩办了不少“失语”言官外,还又特意写了著名的《谏臣论》一文,鼓励科道官员放胆直言。可效果,还是“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