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二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密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于是，廖承志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