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的是，《吴志·张昭传》引《吴历》记孙策临终时对张昭也说过“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有人以此来证三国时人情，或以为是人主临终的一种惯语，我真奇怪这类人的思维逻辑，史实面前却常常自以为是，你为什么不先问一声，它为什么是三国时期人主的一种人情惯语呢？又为什么不以此来证明是三国时期英雄们的共有的真情呢？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得好：“……三国纷争之时，统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标，在于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天下。刘备以此勉励诸葛亮，孙策托孤于张昭亦然。”卢弼《三国志集解》中也说：“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

陈寿《三国志·先主传第二》最后评刘备道：“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胜轨也。”这才是至情至性至实之评。英雄之情的惯语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惯语，是其时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评家又何必非要强拉硬扯唯以“恶俗”二字马首是瞻！

三国鼎立，西蜀立足最晚，地最狭，人最少，力最弱。刘备称帝之初，百废待举，他却为报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兵攻吴，遂至大败，郁忿而逝。诸葛亮事后叹息说，如果法孝直在，必能劝阻。后世评家以此作为诸葛亮不受刘备信任的例子，岂不知这正是一个诸葛亮与刘备亲密无间的铁证啊。

基于是志同道合的知己，诸葛亮绝不会出面阻挡刘备为关羽报仇，天大的悲痛还在其次，根本原因在基于事业之上的手足之情。人既已没，大业又何从谈起，刘备视兄弟情谊至大如天，正是他忠义社稷的最公正的注脚。对此，诸葛亮是非常清楚的，他的遗憾，意思是由“圈”外的后来者提出反对意见，更符合大道大义的实际，能让刘备更清醒地认识报仇举动的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