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就想过，翻译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声的机器。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老人家对我们翻译工作要求是很严谨的，他鼓励我们要做到博学多才，要努力学习，扩大知识面。对工作对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来访前，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我们看田中1972年6月担任首相前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里面有田中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方针。他还嘱咐我们，尤其是谈判时的翻译更要严谨，特别是条约性的译文，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学过，我在翻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他很体谅翻译。我在翻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第一条还没有翻译完，他就小声地帮我提示第二条，当时我特别地感动。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时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还养了锦鲤，他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活动，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尽管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谈判期间10点之后不要再送简报了，可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有时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况都有。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