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新的危害发生规律。既有生物安全风险形态的发生规律已出现升级换代的趋势。国际知名智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3D打印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对传统生物武器加以改进，能使其具有更强的毒性或耐药性、更灵巧的施放方式，更能适应气候、地形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潜伏期更长、更难以溯源和检测等特点。

其三，新的话语权争夺场域。国际生物安全和生物军控领域涉及国家利益、世界格局，是举足轻重的全球议题。目前，显示度较高、关注生物安全的智库数量超过30家，他们多以西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为起点，纵横捭阖重要国际场合，试图掌控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标准制定权。

挑战几何

面对生物安全潜在的巨大风险和战略挤压，守牢我国生物安全疆域需直面应对策略、管理体系、经费投入和科技支撑4大挑战。

挑战之一，应对策略需要拓宽全局眼光。

朱康有说，从抗击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表现看，我国相关部门和学术界对生物安全往往还停留在部门性、区域性认识，急需拓展全局性推演、对抗和博弈的视野。

挑战之二，管理体系有待提升协同能力。

杨霄说，生物安全危害防控涉及人员、技术、装备、制度等多方面协同，协调难度大。跟其他国家比，我国的生物安全更牵涉卫健、疾控、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研究力量也分散在卫生、国防科研、中科院、高校和企业等诸多系统，有多部门、多层级的协调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统筹抓总的体制机制。这种实践的部门和研究的力量均相对分散的情况，使防控既有薄弱环节又有重复布局，导致部门之间、系统之间协同性不强、融合度不高，不能完全适应生物安全跨学科、跨部门、跨国界的特点。特别是具体到科学领域，如果科研是科研，政策是政策，容易带来脱节。目前，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科研机构、高校、高精尖企业等已经在推动生物安全资源的有机整合，但因理念、安全、体量、规则等多种原因，能力聚合、聚变的程度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挑战之三，经费投入有待长效支持。

张卫文说，从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对生物科技研发投入的体量看，我国近年虽维持一定规模，但投入总量距离美国等的投入水平仍有差距。

2020年，《旗帜》刊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我国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研发投入与世界强国差距巨大。美国最大的三家药企强生、辉瑞、默沙东的研发投入总额就相当于我国全年研发总支出的10%。科研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能力不强、产品质量不高，一些关键药品和重要医疗设备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