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国自己培养的生物科技人才，则可能因为“土壤”“气候”等原因，缺少搞战略研究的意愿。“社会期待战略科学家，但大家还没有对战略科学家形成准确的定义，也很难具体描述对战略科学家的期望，这就不容易为战略科学家提供明确的支持。缺少清晰的评价标准、缺少实际的经费支持，战略研究就难得到科研人员追捧。搞战略研究听起来很体面，但可能没利益、没前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也面临这些问题。”前述受访对象表示。

在朱康有看来，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储备、强化生物安全战略研究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完善生物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他解释说，从现有专业设置看，教育部刚刚调整国家安全为一级学科，生物安全应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专业方向，但目前基本上还没有高校开办生物安全系或生物安全专业，这意味着即使有教授相关课程的老师，但在评价、晋升等实际问题上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生物安全领域人才的成长。

“生物安全是非常核心、非常有价值的政策研究领域，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的有识之士悉心耕耘，也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环境让这些有识之士获得良好成长。说到底，全球生物安全领域在应对实践上尚没有模板，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到了我们站出来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此时此刻，迫切需要有胆有识的人才挺身而出，科学报国、战略报国。”朱康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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