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根”之二：“散装”体制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治理，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各州的州权，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管理。“散装”的分权体制使美国在应对疫情时面临巨大障碍，联邦和州政府各自为政、相互掣肘，难以迅速整合资源协调应对。

美国联邦政府的抗疫措施缺乏强制性规定。去年3月开始，各州陆续宣布本州的“居家令”，但有的州到4、5月份就急于重启。去年4月，纽约州等东海岸7个州组建“多州协定”，加州等西海岸3个州组建“西部州协定”，不接受联邦政府领导，自行协调防疫和复工等问题。

联邦政府对防疫物资保障的指导缺位、筹措调配混乱，导致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陷入抢夺防疫物资大战。在去年疫情蔓延高峰期，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等争相抢购呼吸机，相互之间不断抬价，甚至闹矛盾、互相指责。

美国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主席克莱伯恩批评说，疫情在美国暴发6个月后，美国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来保护人民健康，其直接后果就是各州抗疫步调不一。

“病根”之三：生命鸿沟

美国多数医疗机构和医疗保险企业是私营的，医疗成本高昂长期为人诟病，而美国政府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改变资本的主导地位。资本优先、利益优先使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得不到平等保障。所谓“民主灯塔”在疫情中留下了侵犯人权的新纪录。比如，一些医疗机构就默许对新冠患者“选择性救治”，贫困民众、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首先被放弃治疗。

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在新冠病毒面前，美国富人和权势群体优先获救。在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调查中，1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员出现新冠感染相关症状，将因为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

美国疾控中心今年6月数据显示，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的风险是白人的2倍，死于新冠的风险是白人的2.3倍；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人群感染新冠及病亡的风险也都高于白人。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非洲裔新冠病亡率远高于总体病亡率，并非出于生理或基因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因素使非洲裔更易被感染。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大量民众长期失业，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等矛盾进一步加剧，底层民众生活更加艰难。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等机构的研究显示，美国贫困率从去年6月的9.3%快速上升到同年11月的11.7%。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不是新冠病毒撕裂美国，而是疫情暴露了美国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