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让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04页）

这是《陈云传》对于陈云过问审判“四人帮”的记载。

这一段记载表明了几点：一，《陈云传》中没有写他不同意对江青判处死刑；二，他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的批示，从中可以看出他支持“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即对主犯在“政治斗争的办法”外另行处理，而党内“政治斗争的办法”一般是“不杀”和“以教育为主”的，说明陈云对“四人帮”是主张重判的。

再查，所谓“陈云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的说法，最早是出自于一非党史研究的作家性的作者之手。此文最早见某地方的历史刊物。据本人所知，当时地方刊物发表的文稿，不少是没经过严格审批的。因此，这篇“力排众议”的文章的权威性乃至可信度，也有待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