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十七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就和报刊的社论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

国棉十七厂虽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厂里局势一直没有大乱，应该说与王洪文不无关系，也与这个厂造反派中共产党员较多不无关系。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六名共产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这么多党员这么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厂绝无仅有。国棉十七厂保卫科文革中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厉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

后来造反当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对王洪文的评价，认为他虽然造反，但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他身上还是体现：

王洪文长期以来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思想上“听毛主席和党的话”的观念较深，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压制，给领导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想方设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汇报，寻求党的高层领导的支持。上海夺权前夕，他都赶往北京，面见张春桥、姚文元等，目的也是争取中央能够承认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