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作队与王洪文的矛盾，不是因压制王洪文而起，而是因为对二张的态度而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压制过王洪文，我们只是对王洪文一定要打倒张鹤鸣的做法既不支持，也没有表态。工作队那时对于张鹤鸣，认为还要再看大家的揭发，不能马上表态。不过工作队也没有批评过王洪文，我们没点过保卫科的名，也没点过王洪文的名，我们没说过任何一句针对王洪文的话，没有做过任何回应。

但是，王洪文他们还是感到了来自工作队的压力。工作队通过厂文革委员会组织了四次全厂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国棉十七厂的文革对象和方向，实际是对着王洪文他们的。10月10日的辩论中，王洪文被围住，正在此时，国棉十七厂职校学生廖祖康带来一帮学生红卫兵为王洪文解了围。晚上，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在王洪文家聚会，王洪文提出：“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告状。”当即决定派人赴京。第二天，又在厂档案室工作人员唐文兰家里开会，成立了“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成员共三十多人，王洪文被推为负责人。10月12日下午，王洪文等15人赴京告状，他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上，国棉十七厂大道旁贴出了他们15人署名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顽固保皇派如此欺侮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吗？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有力的靠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为此，我们暂时分别几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吸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去北京的火车票钱是大家共同凑的。1966年的10月，还很少有工人敢于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赴京告状显示王洪文比其他工人有更多的造反勇气。王洪文回来后，被国棉三十厂的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请去介绍北京形势;国棉三十一厂的工人造反派黄金海也专程去十七厂请王洪文介绍北京情况。王秀珍和黄金海都很佩服王洪文。王洪文后来受审判时，对他此次北京之行这样回忆：

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