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

被迫出国时的杨虎城一家

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

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

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

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