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主和派官员袁昶在其日记中所记载，第一次御前会议结束后，袁昶面见庆王、荣禄和端郡王时，对三位大佬说：“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三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能作主。端甚怒，怪我言太激。”从“神色沮丧”一语可以看出，庆亲王奕劻对向外宣战一事非常悲观，他知道这是疯狂愚蠢的事情。庆亲王此时只能选择沉默，因为他的地位已经不同往日了，从荣禄给叔父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故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故庆王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亦有人使之耳。”“有人使之耳”就是幕后有主使者，奕劻毕竟是亲王重臣，一般义和团民不敢轻易动他，背后必有主谋者，那只能是端郡王一派人了。端郡王载漪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无外乎是得到了慈禧的宠信。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非凡的勇气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绝交宣战。宣战之后，京津乃至华北一带的局势更趋恶化，各种滥杀洋人事件屡屡发生。作为朝中重臣的奕劻，此时又能做什么呢?面对汹汹而来的乱局，庆王奕劻选择的是静默，一切可能得罪太后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在甚嚣尘上的主战氛围中，奕劻只能以人云亦云来谋得苟安，根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记载：“时有诏征兵，海内骚然，羽书相望，乃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暮年用事，尤骄横。”一个“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便可窥出奕劻此时的无奈。

　　1900年7月底，京津一带的战局日益恶化，大清败局已定，京畿大有沦陷之势。在联军即将攻陷北京前夕，慈禧太后没忘记收拾战前会议上违背她旨意的那几个主和派官员，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这五位主和官员先后被杀。擅杀大臣，太后的这种做法是违背常理的，很多官员对此都表示反对，重臣荣禄就是反对者之一。同样还是李希圣的记载，“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奕劻不但力主剿灭义和团，而且也不主张杀徐用仪等五位主和派大臣;因而与慈禧、载漪等人关系紧张，以至于闹到慈禧要杀奕劻的程度。长期以来善于逢迎太后的精明官僚奕劻，此时也失去了慈禧的信任，可以说这是奕劻与太后关系的冰点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