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口供

无论是在庭审中，还是本案宣判后，陈满始终强调，他的多份有罪供述，均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根据易延友的统计，陈满总共的13份笔录，可以分为5个阶段：不供认—供认—收回供认—供认—再次翻供。

陈满被抓获后，在前三次讯问中，他均不认罪，并详细交代了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但在1993年1月9日凌晨，也就是其被抓后的第11天，在“反复交代政策”、“多次提审”后，他终于供认。

其后，陈满的口供又历经多次反复。“一个开始完全不承认自己杀人，却在凌晨两点突然承认，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供述？”易延友在申诉书里反问。

曹铮在分析案卷后还提出，这些口供也有许多与实情不符之处。据他当年的统计，这些矛盾的口供至少有18处。

比如，陈满交代说当使用毛巾被捂住老钟的嘴巴、头部，还用来擦拭地板血迹，但现场勘查并未发现带血的毛巾;陈满称自己使用打火机点燃了煤气罐，但现场发现的却是火柴盒和散落的火柴若干;陈满还说自己杀人后取走了钱物，并存放在一个朋友那里，但检方后来并未出具这方面的证据……

“传说中”的物证

陈满的另一位申诉人、四川律师王万琼认为，物证是本案的一大“硬伤”。

据勘查笔录记载，当时的勘查人员提取的物证有带血衬衫、各种刀具、10多处血痕等。

在王万琼看来，按理说只要充分检验、分析这些物证，至少可以确认凶手是否确为陈满。“做一个血型鉴定，或者验一下指纹，看看和陈满的是否符合，这总不难。”

但据她了解，警方几乎没有做任何的鉴定或检验，要么称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

让她更生疑窦的是，勘查笔录中几把菜刀、血衣，甚至包括陈满的工作证等重要物证，在法院两次开庭时均未出示。“说是被警方搞丢了，案子还没审判，怎么就能丢了！”王万琼认为，既然物证未出示，而且本案中几乎也没有旁证可予佐证，那就应视同没有物证，甚至不能排除刻意隐匿证据的可能。

澎湃新闻查证，在一审判决书中，海口中院依旧将“遗留在现场的物证”作为定案证据，却对“遗留在现场的物证”到底为何，未作任何说明。

陈满案的一审审判长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公安机关没有保管好“个别物证”，确实存在“疏漏”。

但他强调，对于现场物证，勘查笔录里仍有有记载，其中的细节问题和陈满的口供也是一致的。“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干的，(和勘查笔录吻合的口供)是交待不出来的。”

他还透露，正是考虑到公安机关的“疏漏”，他们才判处陈满死缓，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案子没有任何错误，百分之百不是冤案。”

出庭警察作伪证？

在陈满案的二审现场，检方提交的一份新证据，一度引起庭审骚动。

这是一份据称是陈满手绘的《犯罪现场示意图》。其中标示的老钟尸体位置，煤气管位置等均与勘查笔录相符。如果这张图确为陈满在没有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势必大增其作案嫌疑。

但在曹铮的记忆里，一审时，他并未看到这张图。根据陈满说法，这张图是在办案人员画好后，“强迫”他画的。

似乎是为了增强这张图的证明力度，此次庭审中，检察员还请来了民警于某作证。

“他说自己是在1993年8月参加的工作，同年9月起参与对陈满的预审，他亲眼看见陈满画下这张图。”曹铮回忆道。

“他说到这里时，陈满立刻表示这张图是1993年1月画的，情绪一下就失控了。”曹铮也认为这张图应该是当年1月前后所作：通过纸张装订线等方面的细节判断，这张图的纸张和1993年1月时审讯笔录的纸张属同一类型，和预审笔录纸有明显的不同;且这张图也被放在陈满当年1月所做的两份供述之间。

在曹铮看来，这足以表明，身为警察的于某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没参加工作就能见证陈满画下这张图，这不是作伪证是什么？”

据澎湃新闻了解，陈满老家四川绵竹当地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曾将这一情况反映至最高法人大代表联络处。但后者审查认为，于某作伪证的说法不能成立。

最高法的复函称，陈满在侦查阶段确实画过一张示意图，但那张图并未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