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也为时已晚。因为“魔鬼”一旦放出，就不可能再装回魔瓶中去。这意味帝国的夕阳时刻正在不可避免地到来，这也意味着美国把中国视为挑战霸权的对手是选错了对象，也就是说，哪怕美国可以压制住中国的崛起，也对挽救夕阳西下的帝国无补于事。因为对抗“去中心化”的唯一办法是“去网络化”，但时光不会倒流。既如此，那就让我们做好迎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世界的准备吧。

　　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前景下，谈论这本不同凡响的书，就成了一件让人饶有兴味的事。一开始，作者就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到：近五百年来的西方化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在西方的思想知识及制度体系内，已经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了。”

　　因为自“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物品。”

直-10

　　这两段话不但显示出作者准确的政治直觉，亦可视为贯穿全书的思想线索，更重要的，是给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负有历史使命的崛起定下了基调。有了这样一个基调，再往下谈论“西方的终结”、“霸权的崩溃”、“世界权势转移”及其原因——“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福利过度使发达国家债务沉重”，进而再过渡到“‘勤快国家’接力全球化新进程”、“‘中等国家’批量出现”等现象的归结，作者就建立起了一条让人很难轻易割断的逻辑链条。

　　顺着这个逻辑链条，作者就可以胜任愉快地展开他们富有洞见的思考，并给明天的中国和将要受到中国影响的世界开出他们仔细推敲过的药方：“全球性领导国家的新定位”——将中国“定义为‘地区性大国’……已经不够了。”(作者对中国的定位显然更接近日益清晰的现实。)

歼-20飞行想象图

　　“做‘两个世界’的协调者”——中国要在“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平衡‘两个世界’间不同的主张与需求。”(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引擎都具有粘合剂的功能，但中国可以。)“破解两种不平衡”——“破解不平衡，主要是做加法而非减法，不是寻求新兴大国取守成大国而代之，而是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不能负责的那些责任部分地承担起来”。(这是世界对新平衡手的需求，否则，要新平衡手何用？)

　　“突破惯例和传统”——“作为经济上的一举一动也开始深刻影响到世界经济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更应对此树立起鲜明的历史感，要有意识地参与世界议题和规则的设定。”(议题和规则的设定背后是实力和智慧，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玩得起的。

　　“构建新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人以往所形成的以美国和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观已经过时了。”“中国主动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机已经到来，而其要害，就是推动构建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中心的新经济全球化体系。”(所有的结束都是新的开始，麻烦在于结束和开始二者间会有一个重合交叉期。当美元的全球化接近尾声时，“一带一路”将证明，它是另一个全球化的初始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