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告诉贺子珍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这应该给本想去上海的贺子珍改变主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贺子珍却因此要改道去莫斯科。为了劝其回心转意，钱希均同她挤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钱希均劝她“回到大哥身边去”，说：“您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她赌气说：“他管嘛！”钱希均接着说：“大哥谁管啊？”她没有说话。

同是女人、同是毛家的儿媳妇，钱希均似乎更能理解和呵护她的心，就开玩笑吓唬她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对此，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

几十年后，钱希均每每回忆起这番谈话，总是感叹不已，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但即使如此，年轻气盛的贺子珍，临行前还是托钱希均给丈夫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仍然担心她的丈夫“盖得太薄了”。钱希均就劝她：“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回答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她还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对年轻的贺子珍来说，治病、学习、休息，或许已经足够了。是的，两年不算很长，但又怎能算短呢？！

多情却总似无情。这两年，这一等，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尽管随着1938年第十个孩子儿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泪洗面的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将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性的后果，慢慢回心转意的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在兰州照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丈夫毛泽东。然而，她没有得到回音。1939年8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带来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人自伤心水自流，面对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贺子珍纵是心曲千万端，悲来与谁说？从此，贺子珍的世界改变了，她更加孤独、无望。除了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异国有了短暂的团聚之外，贺子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1941年秋天开始到1949年春天结束，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因与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之后，竟然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长达6年之久！而当她离开疯人院的时候，她离开毛泽东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的煎熬，贺子珍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