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临走时，江青就有点别扭，穿衣服系扣子时，手也有点不听使唤，汗随即就下来了，她的情绪也随之坏了起来。出屋时她非说被风吹着了：“我不能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啊！”本应有江青出席的场合而她没有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那天我们并没有报错风向，因为钓鱼台内的一座楼顶上专门有面旗子，随风飘摆显示风向，我就是据此报的。但江青坚持说我没报准，结果让我停职反省。当时江青身边就我和小张两个护士，我一停职，小张就辛苦死了。

于是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让我向江青当面承认错误，以便赶紧恢复工作。但我觉得如果自己真的错了，可以检讨，但此事纯粹是江青借故生事，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如何检讨，就坚持不认错。

僵持了几天，大家都很敬重的支部书记程汝明也来劝我：“你要是不去认错，那小张就累死了！”他同时也去做江青的工作，说不能两边都拗着。江青也感到还是需要我，才没有非逼着我做检讨就让我回来了。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到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在江青身边工作比较辛苦，感觉难伺候，更主要的是在于她有许多习惯和讲究。比如她用惯了的东西，到那里都要带着；她习惯了的方式和规矩，到那里都要保持。因此她的出差就像大搬家，什么她常用的东西都得带上，包括夜间用的马桶。因此随江青出行是极其累人的。

在诸多讲究中，可以称最的是江青卧室的布置。她的讲究并不是要求多么豪华奢侈，比如到大寨，住的是窑洞，房间内的用具也很普通，她也照样住。但她对所到之处的卧室内陈设的布置却一丝不苟，必须和她在北京的卧室一样。

比如，桌子、床铺与房间窗户、门所对应的位置，床头的朝向，她上床时的走向等等，都要和她在北京时的一样。她经常用的小物件摆放的位置，什么东西放左手边，什么东西放右手边，都要保证她能和往常一样，按习惯顺手就能拿到。因此每到一个新地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们就特别忙碌，要搞一番大挪移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