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当 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 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 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

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 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 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 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 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 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 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 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 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 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 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 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 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 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