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