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邓小平说过，乐观是他的法宝，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啊？在孩子们小时候，相互之间有时闹点小别扭，邓小平只说一句话： “要吵，你们出去吵！”妻子问他怎么不管一管，他说，管什么？早晚都会过去！“早晚都会过去”，孩子们闹别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压力和挫折，多少也会如此。邓小平乐观地相信未来，背后是对待矛盾、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辩证法，即不认为事物和环境会一成不变。当然，单纯的乐观也不行，说没有忧虑也不现实，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忍耐和等待。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

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作了准备的。

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这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