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我父亲是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报纸、剧团在桂林的抗日活动都提供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1942年5月，我父亲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我父亲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我父亲联络他时称“蛮兄”。

我母亲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

母亲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我父亲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

1949年1月，我父亲经香港返回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的驻地在河北平山一个叫东黄坭的小村庄，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

我父亲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和社会部机关的同志一起作息。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