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1385年)10月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12月相继颁发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204条诰文中，整饬吏治的就达到123条，占60%之多。

绑缚赴京的规定首先出现在《大诰》初编第五十九条乡民除患内：“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

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拿赴京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对邀截阻挡及其他阻碍者施以重刑，便是城乡贤良豪杰绑缚进京的配套制度。

《大诰》初编已经将范围扩大到城乡，但仅限于灭词讼、教唆诬陷之徒。

故而《大诰》续编将范围扩大到一切扰民之徒，而且只赋予高年有德的耆民，不再是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指代更为明确：“……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民拿害民官吏从诏令，但律不许赴京越诉，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大诰》三编中的条目才不断被载入新颁的律令之中。

但到三编发布时，被恶意利用的绑缚制度已十分普遍，因此在三编中特地将“臣民倚法为奸”放在第一篇，列举各种钻营绑缚条的典型案例，共计1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