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