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那块铁牌不被王振毁掉，也只不过是废铁一块。这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宦官专权现象极为严重，那块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根本没有起到效果。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甚至说：“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认为明代达到了宦官专权的顶峰。

明代宦官集团掌握的权力之大，也是让人瞠目结舌。择其要者言之，一是在政治上掌握“批红”之权，朝廷大事均由内阁用蓝笔“票拟”进呈，然后再由皇帝用朱笔“批红”批准。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怠政，甚至数十年不上朝，于是宦官趁机攫取了“批红”大权，使“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二是在军事上掌握“监军”之权。在明初还只是临时派遣宦官到部队监军，正统年间，全国军事重镇“俱设镇守太监”。有意思的是，李自成围攻北京前夕，崇祯皇帝还组织北京4万名宦官军训，号称“净军”，宦官竟然成为皇帝最后的军事依靠，结果一触即溃、开门投降。三是在司法上掌握“厂卫”之权。明代宦官控制了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直接逮捕、关押、审判朝廷官员，动不动就用廷杖来惩戒大臣，树立威信。四是在经济上掌握“监税监矿”之权。万历之后，宦官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吸髓饮血”，监管税收、食盐、采矿、采办、织造等重要经济事项，掌握了朝廷经济命脉。宦官还大规模侵占百姓耕地，且不向朝廷缴纳赋税。武宗时期宦官谷大用一人即侵占京畿良田万余顷，其他的大宦官更是可想而知。

规矩是怎么被打破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明太祖定下了铁打的规矩，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规矩是怎么被打破的呢？

破坏大规矩往往是从破坏小规矩开始的。除了树立铁牌制定“大规矩”之外，明太祖还制定了一些配套的“小规矩”，比如在《钦定皇明祖训》里规定“不许宦官读书识字”。到了宣德四年，宫里却专门设立了内书房，专门教小太监读书识字，但竟然没有大臣对此发表异议，大学士还亲自跑去当老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这类“小规矩”被一点点突破，“大规矩”才终于完全倒塌。

规矩的落实缺乏制度保障。明代政治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缺乏对宦官的权力约束机制。整个宫廷的宦官均由皇帝一人统率，外廷几百家大小衙门对宦官群体缺乏管辖权和监督权，甚至宦官犯法，都由内廷审判，皇帝裁决。能不能管好宦官，只能依靠皇帝一人。规矩之所以为规矩，就在于违反规矩要承担后果。明代多次发生宦官严重干政的现象，文官集团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皇帝上书，要求皇帝予以惩治，但实际上却没多大效果。比如正德年间，户部尚书韩文上书“请诛乱政内臣马永成等八人”，皇帝没有采纳，反而更加重用这些宦官，却将韩文罢免。(《明史·武宗本纪》)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史书上的一段记载，似乎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注脚。公元1659年12月，南明永历小朝廷被清军追杀，从云南逃入缅甸境内，在那里，永历君臣住在茅草屋，衣衫褴褛，饥餐露宿，连最后几百名大明禁卫部队也全部被缴械。吴三桂的追兵隔着几个山头虎视眈眈，缅甸贵族也磨拳擦掌，计划生擒永历帝献给清军。而最让人吃惊的是，就在这种朝不保夕、势如危卵的环境下，大明最后的宦官头目竟然还因为一点小事，在茅草屋外当众廷杖大臣，作威作福。明代宦官干政真是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事见《狩缅纪事》)当然，从本质上讲，宦官群体也是封建专制皇权的牺牲品。能够专权的宦官不过是千分之一，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深宫的底层，水深火热。而正是这千分之一的专权宦官，对国家的历史走向造成了恶劣影响。

反思这段历史，似乎可以归纳几点教训。铁打的规矩必须防微杜渐，不能对破坏规矩的“小事”视而不见;铁打的规矩必须有铁打的纪律来维护，破坏规矩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日常监督应有健全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