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7日，白宝山揣着释放证，踏上回京的列车。从此，开始了他的罪恶之旅。

1997年9月9日，时任国务委员罗干作出批示：在十五大召开前夕破获这起特大杀人抢劫恶性案件，消除了重大隐患，向所有参与破获此案的公安民警表示谢意。

同日，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签署命令：给北京、新疆、河北、四川公安机关破获特大持枪犯罪系列案件通令嘉奖：“白宝山特大持枪犯罪系列案件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刑事犯罪的嚣张气焰，打出了公安机关的声威，是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打击犯罪、攻坚克难的强劲战斗。为维护首都和新疆地区社会治安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十五大顺利召开消除了一大隐患。”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张爱萍）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

“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