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就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蒋纬国还称：“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关于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行动，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用兵的确如神，但同时，军委总参谋部二局(这里称军委情报二局)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委情报二局是怎么来的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有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格为局，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二局，曾希圣随之升为局长。这个局有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长征中，他们对敌电报的破译，获取了准确及时的情报。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有过形象的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敌人就动用了他们持有的空中侦察优势，力图准确及时掌握红军的动态。中央红军则只能依靠曾希圣二局的破译能力，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以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曾希圣深感二局的责任重大。为适应于长途行军，他把二局一分为二，采取接力方式，保证24小时开机对敌监听和电报的破译，以求为决策者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然而，博古和李德采取的是逃跑主义、避战方针，并不重视于敌情。红军总部每每把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转换为敌情通报，但在不懂军事的博古和独断专行的李德面前，形同废纸，终不可挽救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惨败。可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按既定的计划，经湘西南通道北上，到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