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两人一路恩爱，相互扶持。1946年杨绛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围城》里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完全不适用于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对感情颇深的伉俪。

1966年文革来了，杨绛和钱钟书一起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或写东西。

1997—1998年，钱钟书和钱瑗相继去世。可杨绛的人生并未因此而落幕，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之后，杨绛又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