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时，作为师长的郑其贵优柔寡断，在部队发生严重危险时，没有正确判断形势，也缺乏果断指挥的能力。当部队面临险境时，他开了3天会仍迟迟不能定下决心进行突围，错失了突围机会。在被围后，又为怕被美军测向发现，指示参谋长销毁密码，破坏电台，错误地实行了无线电静默。结果，一方面它无法与上级进行联系，另一方面上级也无法联系到该师。当后来发现180师十分危险时，整个志司，3兵团和60军的所有电台集中呼叫180师，可就是联系不上，急得三级首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有心告诉180师快速突围的方法和路线，却因电台不能沟通而无法进行。

在最后全师突围时，郑其贵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因为分散突围，全师只突出了3000多人，而其538团采取全团集中突围方式，突出了1000多人，成为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根据战后《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统计，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人，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这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重大失误。

战役结束后，180师7000多人的重大损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此他专门来电召见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

王近山只带了个参谋去见毛泽东。

在中南海，毛泽东要他汇报第5次战役详细情况和180师受损失的原因。王近山勉强讲完180师的情况，说了句“180师受损失我负主要责任”后，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随行的参谋做了补充汇报。听完后，毛泽东说：

“王近山，你这个参谋说得比你有条理，他在为司令员辩护哩。有关第5次战役和180师情况，60军的领导是否也是这么认识的？”

“60军的干部对第二阶段战役指挥有不同意见，主要认为是我指挥方面的失误出的毛病。”王近山坦率地回答。

“现在是调查研究，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谁负什么责任，调查完就会明确的，有责任推不掉，无责任也扯不上。刚才听你们的汇报，看来志司、兵团、军、师各级均有不同的责任，而主要责任谁负，还得进一步调查。有人说是由于你的右倾造成180师的损失，看起来还不能马上做个这个结论，你要把汇报的情况拿出充分的证据来。”毛泽东说。

随行参谋说：“战役的两个阶段，我都记了阵中日记，敌情、我军部署，实战进行的时间、地点和情况都是准确的。”

毛泽东说：“那好，你把这个日记拿来给我看看再说。”

5天后，随行的参谋去送日记，毛泽东与他谈了话，问道：“你老实讲，你们王司令有没有右倾情绪？”

参谋做了回答后，毛泽东又单独召见60军军长，接着同时召见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还找了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解方做了调查，然后，确信王近山没有右倾问题，再次召见王近山，说：

“第5次战役和180师受损失的问题，现已全部查明，主要责任并不在你，望你放下包袱，继续打好以后的仗。我跟彭德怀和60军军长都讲过，180师那个师长必须撤职，今后不能让他带兵作战。你是个常胜将军，但不能轻敌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