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陈永贵早就感兴趣了，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被幸福冲得昏头昏脑，加上又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便连连点头。

毛泽东向陈永贵介绍湖南菜，要他吃一点这，吃一点那。毛泽东边吃边问：“永贵多大年岁了？”陈永贵回答：“主席，我今年整五十岁。”毛泽东笑着说：“五十而知天命嘛。你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回来后，陈永贵的干部们、老哥们看见他一个个眼泪巴巴。陈永贵知道大家此时的心情，他要大家不要怕。他兴奋地讲着北京的见闻，讲着毛泽东请他吃饭的一切细节。后来他说了一番从心底发出的话：“我是个农民，不但被选为人大代表，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这不是我个人的荣幸，也不光是咱大寨的荣幸，是亿万农民的荣幸，……我作为一个长工，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

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开始不久，毛泽东根据对国家政治形势的判断，为了防止“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5月，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持续了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劳动模范在这场“革命”中身心受到了摧残，信念被摧毁，也使一些劳动模范稀里糊涂走上歧途，栽进泥潭。陈永贵则凭着大智大勇，再一次把一场灾难化为机遇，不失时机地顺水推舟，使他和大寨更上了一层楼。

运动开始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没底，他冷静地注视着动向。他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永贵在大寨也是个当权派，虽说大寨没有人有胆子出来整他，但是外头的人他可管不了。有关他的出身问题的大字报就出了不少。

1966年11月，陈永贵带上了十几个苹果，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他到国务院说要找总理，支吾着说了3条：第一条是革命要搞，但生产也得抓。第二条，大寨现在很热闹，参观的人太多，每天五千人左右，把玉米棒子都掰了。第三条，说了当年所谓的“反党集团”，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整得惨，从省里、地区到县里的基层的好多领导都在挨斗，生产受到了影响，他内心十分焦急，想向周恩来总理讨教个什么办法。周恩来似乎看清了陈永贵此时的心情，意味深长地说：“群众运动嘛。”周恩来见陈永贵望着自己仍有点迷惑，于是就给了他几个“红卫兵”袖章。陈永贵立刻就明白了这场斗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