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案属于典型的政治斗争，嘉庆扳倒和珅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和珅权倾朝野，乾隆时期皇帝还能驾驭得了他，像嘉庆这种年轻人上台，根基不稳，资历和威望也远远不及乾隆，可能就很难驾驭和珅，所以必须除掉他。“和珅案表明了古代反腐的一个特点，即人治。”崔永东认为，人治在君臣关系上体现尤甚，以和珅案为例，乾隆好比和珅的保护伞，当这把伞愿意保护他时，他就一路顺风，一旦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也就完了。

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反腐问题。这也是古代君臣之间的一个“潜规则”。官员贪腐往往还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关，封建帝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他特别宠信的人，实际上也是大权独揽。和珅的贪腐正因为没有制约，所以最后使其贪腐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此外，官员贪腐与收入过低有很大关联。从事廉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告诉记者，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在古代，扮演当前“中纪委”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后称都察院等。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对比古今，崔永东归纳了几条古代反腐的经验智慧：第一，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反腐，他深知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反腐败，因为统治者很重视，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中央也经常派一些御史巡行各地，这就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巡视组”，这些御史到各地去监察，不受地方势力的干扰，古典戏曲里面也经常提到御史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说明御史有很大的权力。他代表皇帝视察地方，行使吏法，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可以先斩后奏，所以地方官是非常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