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此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金融界对案件的定性争论也相当激烈。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描述：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夫妻俩以养鸡起家，他的企业大午集团集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

孙大午办企业过程中，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尽管他曾在银行工作过，但是，求贷仍然很难，他后来透露说：“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0％－15％的回扣”。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团要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有人即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与当地信用社彻底绝缘。为了自救，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想到了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具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在大午1300名员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钱借给——或者说存给了大午集团，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然后户户相传，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激荡三十年》里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