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表示：“我们想在12月购买至少1000万剂中国疫苗，会在接下来一两天内签合同。”路透社指出，科贾还提到，“这一数字有可能，也很轻易就能翻一番”，即购入2000万剂中国疫苗。据此前报道，科兴生物生产的新冠疫苗已经在9月于土耳其展开了第三期临床试验。

截止到10月底，全球一共有10款新冠疫苗进入三期临床，中国一家就有5款进入了三期临床，占全球进入三期临床试验新冠疫苗的一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在生物科技和制药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 距，但中国的整体研发能力已经开始上来了，并正在对西方形成追赶。而且，我们现在与西方相比在体制、机制上已经有了明显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抗疫本身的指挥调度上，更是体现在更多社会运转细节方面。就像疫苗研发，也许我们在技术上并不比西方高明，但我们的机制促使我们各方面能在现实面前快速形成共识，并正短时间内进行资源汇集与组织，从而迅速实现目标。

由于中国疫情已经获得控制，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已没办法在国内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因此中国疫苗基本都是在海外与相关国家合作推进的三期临床试验。当然，相关国家对和中国企业、科研单位进行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是相当欢迎的，他们不但可以更早获得疫苗的三期临床数据，还能更早享受到疫苗带来的好处。

所以，三期临床试验的合作，实际上也相当于是采购前期的合作，只要确认有效，相关国家必然采购。土耳其为什么上来就采购一千万剂，肯定是试验效果不错。而且，从土耳其卫生部长表述的情况看， 他们将很快至少购买2000万剂。

不过，土耳其也是两面下注。根据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的表态，土耳其也在与美国药企辉瑞进行谈判，科贾称后者最多能向土耳其提供2500万剂新冠疫苗。土方之所以声称要买辉瑞的疫苗，一则是两手准备，因为辉瑞之前表态称其疫苗在三期临床有效率超过90%；二则也是在为向中方疫苗的合作方压价，这是一个过程。不过，相比辉瑞公司的疫苗，中国疫苗整体价格肯定要便宜得多，有效性也更好。

可能有人又会觉得，土耳其这个国家不太友好，中国不应向其提供疫苗。这其实还是想狭隘了。

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明确对外承诺，中国疫苗是全世界的公共产品，要让世界各国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新冠疫苗。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所以除非敌视中国、不愿意用中国疫苗，否则中国的胸怀是宽阔的，不会囤积居奇地为各国购买中国疫苗设障。当然，至于各国供给多少，也得服从大局安排。

另一方面，中国建议疫苗的分配方式是实际上是两种逻辑的结合：一种分配逻辑是，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地分配疫苗资源；另一种落实是，中方希望重要医疗物资的贸易能够更加自由化。很显然，中国公司与土耳其的合作，也是重要医疗物资贸易自由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中国的主张里，蕴含着两层重要内涵：

一、疫苗的分配不能完全“自由化”

为什么疫苗分配不能完全“自由化”？

原因很简单，全世界76亿人口，现在人人都需要疫苗，而且由于新冠疫苗的有效期最长大概只有两年，那么在新冠被彻底消灭前，全球疫苗的大规模需求是必然的。然而呢，现阶段无论研发或者生产，疫苗都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所谓“自由化”去分配疫苗，其结果就是“价高者得”，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很难获得疫苗，疫苗的价格也会被炒到天上去。如果疫苗价格真被炒到天上去，疫苗研发和生产企业获得了太高的利润，他们将不再愿意多生产疫苗，也不再愿意对疫苗进行迭代进步。至于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但未来很长时间都很难获得疫苗，甚至疫苗的高利润本身会成为附于经济上的“吸血鬼”，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合理的抑制作用。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