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我国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郑秉文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首先要建立第三支柱制度，具体走什么路径，是“哑铃型模式”还是“金字塔型模式”。“遗憾的是我们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试点不尽如人意，试点近4年，还没有宣布结束，无论是人数还是保费收入，都很小，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郑秉文指出，养老金一方面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一是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比较少，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二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与发达国家相比低得多，“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另一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从而对冲老龄化影响。一是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二是“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三是有助于技术创新;四是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

“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郑秉文认为。

附演讲实录

郑秉文：谢谢大家。本场论坛的题目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我主要研究的是社保，结合社保对题目进行回应，我的演讲主旨是《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在中国是一件大事，经济增长下降，这就是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发挥它的正面影响，人口老龄化要大力发展养老金，养老金对金融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是很正向的，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逻辑关系。

第一个问题，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已经谈了很多，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的老龄化是非常快的。我这里做一个比较，联合国对老龄化做了一个划分，65岁人口达到7%的时候是年轻的，从7%发展到14%是老龄化中(aging)，14%到20%的时候老龄化(aged)，超过20%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我国在2000年达到了65岁人口超过了7%，去年我们超过14%，预计到2035年超过20%。也就是说在去年之前，这个词翻译的不太对，去年之前我们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今年开始是老龄化(aged)，到2035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从老龄化中到老龄化，中国用了22年，发达国家用了多少年？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69年，加拿大65年，日本用了26年。比我们老龄化进程更快的是新加坡、哥伦比亚、巴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从这些数据来看还是很严重的，记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