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恐怖主义威胁：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

“脏弹”技术门槛低，恐怖组织可能通过盗窃或黑市获取放射性材料。2016年，比利时警方破获一起极端组织试图获取核设施材料的案件，凸显了核安保的漏洞。此外，人工智能与核指挥系统的结合可能降低核决策门槛，例如美国研发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可在1小时内对全球目标实施常规或核打击，加剧了误判风险。

三、政治障碍：条约退出机制与多边约束的失衡

核裁军进程的停滞与大国战略博弈密切相关，条约的灵活退出机制与多边机制的缺失成为主要矛盾。

1. 条约退出：90天通知的“破坏性便利”

美国多次利用条约退出机制逃避责任。2002年，美国以“应对流氓国家威胁”为由退出《反导条约》，启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直接导致俄美战略平衡破裂。2019年，美国又因“俄罗斯违约”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并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严重削弱了国际核裁军体系的权威性。

2. 多边约束：大国协调的缺失

当前核裁军谈判仍以双边为主，多边机制进展缓慢。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虽已签署但未生效，主要阻力来自美国；五核国（P5）会议虽定期举行，但缺乏实质性成果。中国提出的“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倡议得到俄罗斯支持，但美国以“战略不确定性”为由拒绝，暴露了大国在核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四、中国方案：以责任与透明推动全球核治理

面对核裁军的复杂局面，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提出三项核心主张：

1. 降低核武器作用，推动政策调整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缔结相关条约。这一政策已写入中国国防白皮书，且中国是唯一公开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2022年，五核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为中国倡议提供了政治基础。（本文由AI辅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