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模拟显示，核污水排放后57天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3年后抵达北美西海岸，10年内蔓延全球。2024年，菲律宾已检测到西菲律宾海放射性碘-129浓度异常；2025年，中国东海海域发现超标铯-137的鱼类。太平洋岛国论坛多次谴责日本“将风险转嫁全球”，美国海洋实验室协会声明质疑其数据可信度，但日本仍以“处理达标”为由强行推进排海计划。

二、赔偿困境：国际法体系的“三重失灵”

1.国际义务的“选择性履行”

日本的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保护海洋环境义务）、《防止倾倒废物公约》第6条（禁止高污染废物倾倒）及《核安全公约》第10条（核设施管辖国责任）。然而，国际法对“跨界损害赔偿”缺乏强制执行机制。日本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评估”为自己背书，但IAEA的职责仅限于技术监督，其报告不能替代国家责任认定。

2.责任主体的“模糊化”

日本将核污水排海责任推给东京电力公司（东电），但东电在福岛核事故后已被日本政府控股50.1%，实际成为“国家工具”。中国法学网指出，国家首脑、政府机关的决定属于国家行为，日本政府应承担最终责任。然而，国际法未明确国家与私营企业的责任划分，导致追责对象难以锁定。

3.证据链的“断裂风险”

跨国污染赔偿需证明“因果关系”，但放射性物质的长期累积效应使证据收集极为困难。例如，中国渔民若因核污染遭受损失，需证明鱼体内放射性物质来自福岛而非其他污染源。此外，日本通过“稀释排放”降低局部浓度，进一步模糊了污染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