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深入剖析此次调查，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事实偏差与逻辑矛盾。首先，在调查对象上存在严重的“张冠李戴”。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明确指出，中国实际出口至欧盟的鸭肉产品主要是“樱桃谷鸭”，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北京鸭”。尽管两者在育种上确有渊源——19世纪末北京鸭被引入英国，后培育出樱桃谷鸭，并于2017年被中国企业收购核心种源——但在贸易调查中将其混为一谈，是极不严谨的。

其次，在价格核算标准上，欧盟的做法同样备受争议。申诉方以中国国内价格受“扭曲”为由，拒绝采用真实成本，转而提议用巴西的数据来构建所谓的“正常价值”。但巴西与中国在饲料、能源、人工及养殖规模上差异巨大，以此作为基准显然缺乏可比性。事实上，中国鸭肉的成本优势源于其完整的产业链和极高的附加值利用。在中国，鸭毛、鸭舌、鸭掌等副产品均有成熟的市场，能够覆盖大部分成本，使得鸭胸肉的出口价格更具竞争力。这是市场化竞争与产业效率的体现，而非所谓的“倾销”。

那么，既然事实漏洞百出，欧盟为何仍执意推进调查？其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战略算计。

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欧盟日益加剧的产业焦虑与结构性困境。近年来，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竞争力下滑。与此同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欧盟逐渐掉队，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面对内部创新乏力、外部竞争加剧的局面，部分欧盟政客不愿正视自身问题，而是习惯性地寻找外部“替罪羊”，将中国包装为“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的源头。从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到如今的鸭肉，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正从高端制造业向农产品领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