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是尝试把美国术语外溢为国际默认表达。美国长期掌握全球AI技术、资本、平台和学术网络优势，如果联邦政府、主要科技公司和部分盟友共同使用新术语，国际机构、跨国企业和媒体也可能逐渐跟进。术语一旦成为国际会议、标准文件和跨国合作中的常用表达，其他国家在参与讨论时就不得不进入美国设定的概念框架。定义权因此会转化为议程设置权：哪些风险被强调，哪些应用被鼓励，哪些技术被限制，都可能围绕新的术语体系重新排列。

然而，这一策略并未获得广泛国际响应。日本方面明确表示，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AI，因为政府文件、学术论文和产业实践已经广泛使用该术语，短期内全面替换成本过高。欧洲和联合国系统也未跟进，而是继续强调透明、审计、问责和多边治理。中国国内产业、学术和公共讨论仍普遍使用人工智能和AI，并未跟随改名。就连美国科技界态度也不一致：部分企业负责人在政治场合迅速采用新说法，但也有企业明确表示不会更改原有术语。这说明，术语的生命力取决于全球科研、产业和公众的日常使用，而非单一行政命令。

国际社会的冷淡反应，暴露出美国术语输出的局限。技术命名要想真正获得全球影响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被学术界接受，二是被产业界广泛使用，三是被国际规则体系吸纳。如果只有美国政府推动，而学术界继续称AI，企业仍沿用原有分类，国际组织保持原有框架，那么“超级智能”很可能停留在美国国内政治传播层面，难以成为新的全球标准。更重要的是，过度政治化的命名还可能削弱美国在AI治理中的可信度。当术语被视为服务选举、动员资本和放松监管的工具，其他国家反而会更加警惕美国试图通过话语优势锁定规则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