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靳成发现身边的同学并不将心思花在学习上。他甚至不用付出很多，便可以收获还不错的成绩。放松、偷懒、摆烂的心态像泥潭一样将他吸入其中，靳成开始报复性地逃课。

这时，靳成发现自己即使请假，也必须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走流程。“我不能接受自己不交假条、不与老师请假，就无故缺席某堂课。”靳成从班长那里要来很多盖了公章的空白假条。每逃一次课，他便在空白假条上写明编造的原因，交给班长，再由班长转交给教务老师。

事实上，学校规定如果连续未交假条不上课或连续4周请假，学生必须在退学和休学中作出选择。

就这样，靳成“主动”选择了休学。曾经的优等生如今却落得休学的结果。他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点发蒙，但也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出在哪儿？

其实，这种“好孩子”的想法并不少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家吴燕在一些村庄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可以概括为一种权威式教育，这种教育多强调孩子的顺从。但对外顺从、听话的背后是对孩子内心本能需求的压制。某种程度上，顺从并不被允许探索自我内心，也很难找到真正的兴趣所在。

毕业后，靳成在一家钢铁厂做办公室行政工作。由于钢铁厂一线工作危险且多发事故。靳成开始反思，如果有一天他被领导叫去一线进行现场工作，那么一味地“顺从命令并执行，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

这也正是靳成加入豆瓣“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的契机。

我不敢犯错

与靳成一样，隐匿的“权威观念”像烙印一样打在刘畅身上。多数时候，面对“权威”的要求，刘畅不敢忤逆、不会对抗。对她而言，成长的任务是快速执行别人的安排与规划。

刘畅就读于一所211院校，是该校新闻传播学院研二的学生。

在刘畅的世界中，好学生不被允许犯错。“就像我觉得应届毕业生不能有空窗期，有空窗期，你的人生就不完美了。”刘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