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内部问题也以不同途径反映到国际层面，就出现了很多国际和外交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调整盟友关系。同盟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主轴。美国一战期间进入世界体系，二战以后成为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部分所谓的“国际公共品”，但美国主要还是通过和其他国家的结盟来主导世界。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主导世界事务。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减少对盟友的承诺，要么要求盟友承担维持同盟关系的更多费用，要么减少对盟友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第二，从国际组织“退群”。因为国内所面临的困难，美国很难支撑一个已经过度扩张的“帝国”。减少对不必要的国际事务卷入的问题，在特朗普之前已经提出。

奥巴马总统开始计划美国如何有序地从一些对美国影响减小的国际事务（尤其是中东事务）中撤出来，而转向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些领域（例如亚太区域）。

但这一战略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演变成为全面“退群”。美国不仅从联合国的一些组织体系“退群”（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而且也从自己主导的区域协议中“退群”（例如TPP）。对多边协议也进行了重新安排，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

第三，与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相对应，对外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是弱国的武器，强国不需要民族主义。二战之后，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美国是最具有国际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民族主义似乎是其他国家的事情，与己无关。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表现为自信、开放、包容。

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内部民粹主义的外部表现便是民族主义；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等。

可以预计，如果美国解决不了国内的治理问题，继续弱化，美国民族主义会趋于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