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3月17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3月17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8月1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3月17日的事情。

8月5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3月17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8月6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驻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

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拼命

26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27、28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28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