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时，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推出了封锁措施和经济刺激方案。但是，由于城镇人口密度高、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让人与人接触难以避免、金融制约因素比在富国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这些措施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效力有限。

以哥伦比亚为例，GDP今年将萎缩约7%，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尽管政府提供了紧急现金转账，但疫情造成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已经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从2019年底的27%上升到今年5月的38%。此外，不平等现象加剧，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减少了50%以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则减少33%。

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说明去年12月上街抗议的那些人所担心的经济反转已经在发生。休眠状态的社会动荡可能会报复性地卷土重来。

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无力采取“不惜一切”的对策，只能尽力而为。但他们能做的事情肯定是不够的，国际社会无视他们的困境将是目光短浅做法，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数的75%，这意味着没有它们的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因此，一旦新冠肺炎疫苗问世，这些国家必须能够获得。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疫苗将首先供应为其开发投入了资金的发达经济体。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一起领导着新冠疫苗全球获得机制（COVAX）——着重关注最贫穷的国家。目前无法保证COVAX能够提供中等收入国家所需要的疫苗数量。

中等收入国家无力在实验室和临床试验方面投入巨资，对感染率和死亡率缺乏充分的监测，得到的全球援助寥寥无几。危机期间，中等收入国家对其他传染病疫苗接种率——已经低于群体免疫要求——急剧下降，如果不予解决将导致全球性暴发。

其次，全球经济增长取决于新兴市场的形势，它们占世界经济的6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复苏正是由中国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推动的，后者主要是通过对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量的影响。

这次不太可能如此，中等收入国家将需要依靠其他增长点来摆脱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不幸的是，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没有资源来增加公共投资和降低私人投资风险，因此获得国际融资不可或缺。

中等收入国家到目前为止有充足机会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变就变。财政和经济状况恶化已经引发了一连串的信用评级下调，还有可能越来越糟。如果市场关闭或变得过于昂贵，中等收入国家就需要依靠区域性开发银行等官方贷款机构。但这些机构向中等收入国家放贷的能力有限，需要补充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