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拜登任命的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就提到，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来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希望美国可以统合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达成一个新的广场协议。

关心国际经济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1985年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涵盖了多个层面的日美经贸关系：汇率、国际贸易、科技发展、跨境投资等等。参与广场协议的也不仅仅是日美两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未来一段时间，广场协议本身以及这个协议对日本经济和科技发展路线的长期影响值得我们全面深入客观的重新审视。

本文篇幅所限，这里就简单比较一下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影响。

广场协议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日元兑美元要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实施以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进口商品的日元价格下跌，导致了短期内日本物价指数增长率下跌，同时日本出口则受到负面影响，于是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见下图）。

日元兑美元汇率、日本通货膨胀率与日本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由于日本的实体经济是出口导向为主，日元走强导致资金在出口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于是低利率造成的多余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日本80年代末有名的资产泡沫。

但是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的通货膨胀率下跌到1986年底就开始触底反弹，日本中央银行一直等到在1989年初开始加息，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利率从2.5%增加到6%。这种快速剧烈的收紧银根的做法，是导致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在1990年代初破裂的直接原因。

再看中国的情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如我之前所说美国采取了大规模货币宽松为主的政策大幅度降低美元利率和汇率，中国则采取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进行基建投资，美联储印出来的低成本美元无法在本国实体经济中消化，通过国际银行体系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之后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了中国外贸盈余的增速。

即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那个时期缓慢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元依然导致人民币发行量的大幅度增长，而实物的产能增长不像货币印刷可以一蹴而就，中国在2009年以后也因此面临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见下图）。

中国通货膨胀率和美元汇率指数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2006年至2015年之间，美元指数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强的负相关的关系，即美元贬值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开始上升，美元升值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局面就有所缓解。

到了2014年开始美元加速升值，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美元开始从各个渠道各种方式流出中国，国内银根也随之开始紧张，2015年的A股股灾相当程度上是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或许日本19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裂的一幕早在2015年A股股灾和2016年初A股熔断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在那之后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内棚改、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等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先后出台，相信大家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2016，A股触发熔断机制，图自新华网。

近期部分地区房价的暴涨的确有着热钱流入的功劳，2020年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让金融风险不知不觉积累起来，疫情反复则加大了控制金融风险的复杂程度。

日本广场协议以后的教训以及国内2009年以后的经历都指明了在高负债低利率时代，必须要避免金融政策的突然大幅度变化，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的，不能“急转弯”。

但同时也不能拖延政策实施的时机，就和开车一样，知道前方需要转弯了，就要提前轻踩刹车让速度缓慢的降下来，这样才能平稳没有颠簸的转过去。

当然，虽然很多人都开始拿今天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当年日本东京的房价作对比，实际上国内实体经济的国际债务杠杆目前还是低于当初日本的实体企业（见下图）。